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三大“镇馆之宝”：翠玉白菜、肉形石、毛公鼎。
当初，国民党败退台湾，带走的国宝都是精品中的精品。所以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胜在“博”，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则胜在“精”，“三宝”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。
（肉形石&翠玉白菜）
“三宝”之中，翠玉白菜是光绪皇帝的妃子瑾妃的嫁妆，胜在做工精细、寓意吉祥；肉形石的原料是一块天然玛瑙石，在能工巧匠的鬼斧神工下，幻化成一块令人垂涎的东坡肉，胜在雕工精湛、以假乱真。但是，若论文物价值，毛公鼎当仁不让，堪当“三宝”中的魁首——它不仅是台北故宫博物院三大“镇馆之宝”之一，也是晚清四大国宝之一、十大青铜器之首。
与翠玉白菜和肉形石都是清朝制品不同，毛公鼎是西周重器。而且，其文物价值又并非只是体现在年代久远上，更体现在它的书法价值和史学价值上。
（毛公鼎）
毛公鼎乃是周宣王即位之初所制，因作器者毛公而得名。周宣王亟思振兴朝政，遂恳请叔父毛公（姬歆）协助治理国家政务，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。
出土文物最宝贵的就是文字，在考古界素有“一字值万金”之说。毛公鼎高53.8厘米，腹深27.2厘米，口径47厘米，重34.700公斤，其内刻有铭文近500字，叙事完整，记载详实，是现存商周两代七千多件青铜器中铭文最长、最有价值的一篇，为研究西周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，被誉为“抵得一篇《尚书》”。
（毛公鼎铭文拓片）
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年），毛公鼎出土于陕西岐山县董家村，是被村民董春在地里偶然挖出来的。
宝物现世，必起纷争，在晚清民国那个乱世，毛公鼎经历了无数次的颠沛流离，差点就落入日本人之手，最终之所以能够留在国内，则要感谢一对顶天立地的叔侄——叶恭绰与叶公超。
叶家祖籍浙江余姚，祖上世代读书、做官，是晚清民国时期的书香世家、名门大户 。
叶恭绰原本志在书画和收藏，却不幸生在了国家危亡的时代，遂在“交通救国”的浪潮中，投身政坛，历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、孙中山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、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长等要职。
（叶恭绰）
叶公超是叶恭绰的侄子，因父母双亡自幼便由叔父抚养长大，二人名为叔侄，情同父子。叶恭绰非常注重叶公超的教育，还送他出国留学，所以叶公超22岁就拿到剑桥大学的硕士学位，归国后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，后来又成为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长。
当年，毛公鼎被抵押在俄国人开办的华俄道盛银行，英国记者辛浦森出5万美金购买，爱国人士纷纷呼吁国人保护国宝，怎奈正值乱世，谁人肯拿出更多钱财保护国宝？就在这危急时刻，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不惜毁家纾难，匿名买下毛公鼎，私藏于上海寓所内。
1937年，抗战爆发，叶恭绰避走香港，毛公鼎目标太大无法带走，转由叶公超保管。叶恭绰千叮咛万嘱咐，说毛公鼎是国之重器，时局稳定后要献给国家，千万不能落入日本人手里。
（毛公鼎铭文）
怎料不久之后，叶恭绰的小妾就见利忘义，把毛公鼎的下落密告给了日本宪兵队，叶公超因此被捕，在日本大牢里被关了整整七七四十九日，期间经历7次提审，皮鞭、辣椒水、老虎凳轮番伺候，命早已没了半条，但这位从小娇生惯养的大少爷，愣是不招，誓死不肯交出毛公鼎。
叶公超奄奄一息时，远在香港的叔叔叶恭绰得知了消息，为了救侄子一命，更为了保住国宝毛公鼎，他找民间高手仿造了一个赝品，加以重金保释，这才蒙混过关，骗过了日本人。叶公超死里逃生，成了民族英雄。
（叶公超）
1946年，毛公鼎经陈永仁之手无偿捐献给国家，收藏在南京中央博物馆。1948年，顶级文物毛公鼎被运往台湾。作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，毛公鼎至今放在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，是永不更换的展品。
回看历史，晚清民国时期的文人武将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弊病缺点，但就总体而言，他们的民族气节和铁骨铮铮还是十分令人钦佩的，而叶恭绰、叶公超叔侄无疑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。
缅怀英雄，致敬那些为国之瑰宝付出过心血和生命的人！